高山庄主

有一种罪过叫“真理”

    真理是人类孜孜以求的，说“有一种罪恶叫‘真理’”，绝对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我说这话，并为想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而是基于一定的推理：真理往往是赤裸的，而很多时候，赤裸就是“罪过”。

    近读恩师博客一文，文中对柏杨先生“盖棺定论”（柏杨先生刚去世），先生高屋建瓴又推崇备至地评价柏杨，认为“无论人们对这个饱经忧患的老人有多少争议，但他却是自鲁迅以后，又一个因为勇刨“祖坟”而让中国人震撼或愤怒的作家”，认为“鲁迅就以国民性批判为国人开出了反思的道路”，“柏扬则重新赓续了这个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可以算是鲁迅之后中国人良心的代表之一”。柏杨的历史地位如此，现实意义也非同寻常——“他对‘酱缸文化’的批判，对中国历史中的制度性缺陷所导致的文化缺陷的反思，在一个因“弘扬传统”而丧失了反思精神的时代，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纠偏标尺。”

    先生还不无遗憾地提到，某电台文艺部请他做关于柏杨的访谈节目，临到节目开始，编辑却再而三地叮嘱，“千万别提《丑陋的中国人》”，讲柏杨，不提《丑陋的中国人》，还有啥意义？对于中国人，对于能记住柏杨这个名字的中国人，恐怕提起柏杨，第一反应也就是《丑陋的中国人》，吊人胃口又不让人大快朵颐，我很同情高老夫子当时的委屈。

    是啊，“丑陋”，多难听的一个词汇，中国人最忌泼妇骂大街，如果柏杨能注意一下忌讳，或许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当然，柏杨也可能就不是柏杨了。）。

    《丑陋的中国人》倘若不取名“丑陋的中国人”，而名之曰“中国酱缸文化”，或许先生便不会遭遇今天的尴尬了。评价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这是中国人能接受得了的，因为酱缸嘛，不就是腌咸菜的大缸嘛，中国人爱吃酱菜，所以，你怎么比喻无谓。没读过柏杨的，听来新鲜；读过柏杨的，知道中国的确存在着种种积弊陋俗，死狗烂猫也是都随手乱扔，说酱缸似乎还嫌客气啦。

    《丑陋的中国人》倘若不取名“丑陋的中国人”，而名之曰“中国的裹脚文化”，或许先生便不会遭遇今天的尴尬了。虽然女人的裹脚，在当时也是绝对的隐私。但对今天的人说来，谈一谈，说不定能火起来，全民族的窥私癖正被激发的如饥似渴，就如清宫秘闻，皇帝家丑，这样的“干卿底事”的事儿，跑到百家讲坛抖一抖，不是成了经典，一再地重播吗？说这些是跑题了，还就说小脚吧，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不真曾畅销过吗？

    《丑陋的中国人》倘若不取名“丑陋的中国人”，而名之曰“中国的礼仪文化”，或许先生便不会遭遇今天的尴尬了。中国名曰“礼仪之邦”，实际上常是无老无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古已有之的，柏杨先生痛陈时弊，怒批世风，作作中外对比，倒也不算跑题。说不定，扫瑞、三块肉、没啊海普油也会因此在中国大行其道。

    可是啊，可是，柏杨先生终究也没更名，他是伟大的。那么，柏杨就没有什么罪过么？

    有的，最其码他犯了裸露罪。他虽然说出了“真理”，但“真理”有时是需穿衣服的，就算不穿衣服，在自家中，在被窝里有何罪过？但若光着身子招摇过市，不受世人诟詈，难矣。从这点上说，柏杨先生的遭遇，也可理解，他的言论超出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家丑不可外扬”，连普通中国小民知的面子理论，柏杨如何不知，——何况还要跑到美国人面前口若悬河？

“柏杨本是希望国人正视并改正自己的缺点，可人们却设法要避开的，正是他对这些缺点的抨击和批判。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先生说，“希望这不是一个谶语。”

可是，不幸的是，这不是谶语。因为，柏杨还说：“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

    想想先生的遭遇，“好起来”有多少呢？

这其中，国人沉疴难愈是病因，柏杨的罪过也难辞其咎，因为有一种罪过叫“真理”。

                                                2008-5-10

《丑陋的中国人》

高家庄博客馆2008-05-03

    柏杨去世了。无论人们对这个饱经忧患的老人有多少争议，但他却是自鲁迅以后，又一个因为勇刨“祖坟”而让中国人震撼或愤怒的作家。对于曾在80年代生活过的人而言，柏扬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反思，让中国人再次去直面自己的伤痕。早在柏扬之前，鲁迅就以国民性批判为国人开出了反思的道路，可是，随着鲁迅被政治需要塑造成一个正统的“革命家”，他所开创的文化批判传统就被遮蔽了，而柏扬则重新赓续了这个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可以算是鲁迅之后中国人良心的代表之一。他对“酱缸文化”的批判，对中国历史中的制度性缺陷所导致的文化缺陷的反思，在一个因“弘扬传统”而丧失了反思精神的时代，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纠偏标尺。

    前两天，因为柏扬去世，某电台文艺部邀请老高做一个关于柏杨的访谈节目。采访提纲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最偏爱柏杨的哪部集子，为什么？老高认为，无论是否偏爱，要谈柏杨，必须要提《丑陋的中国人》这本集子。可临到节目开始前一分钟，编辑却嘱咐我老人家千万别提《丑陋的中国人》，因为那书名太“难听”了。于是，为了不扫兴，老高只能临时改口，去夸赞柏杨谈男人女人的杂文篇什，用他“人情练达”的“世故”来抵消他沉痛深思的“偏激”。

    这种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避讳，自有来由。80年代中后期，该书曾在大陆风行一时，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读过，在当时文化反思的氛围中，柏扬也因此被当成台湾“爱国作家”，他的家乡河南辉县还特为他立了一尊雕塑。但80年代末以后，《丑陋的中国人》因为“贬低”了“中华民族形象”而被视为“自由化”思想的根源之一受到了抨击，那座竖立在他故乡的雕像也因此被推倒了。经过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如今，不仅这本曾震撼海内外中国人的杂文集被人遗忘了，就连鲁迅在一些80-90后的愤青眼里，也成了“汉奸”嫌疑人。在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民族精神复兴”面前，“五四”思想家们所抨击过的“爱国的自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各种官场恶习、生活陋习和思维陋习也在“弘扬传统”的旗号下大行其道。

    在这种情况下，回避鲁迅和柏扬等作家的文化批判和思想批判的锋芒，也就成国内的媒体的策略，提到柏扬，总会把《柏杨版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乃至他早年的小说作为他的代表作，却闭口不谈他那几十本杂文集。连纪念他的广播节目也不愿意提到他最著名的作品。

    柏杨当年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曾经说，有美国人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被美国国务院作为行动的参考，有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却被撤职。这大概就体现了东西方的差别。当年，他在台湾东海大学讲演时，该大学的训导处告诉他，讲的内容没有问题，但题目很难听，后来他改了题目，请主持人给他做个录音以便成文，主持人按要求给他录了音，可是，录音带上只有开头的几句话，后面就没有了声音。柏杨本是希望国人正视并改正自己的缺点，可人们却设法要避开的，正是他对这些缺点的抨击和批判。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柏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会反思自己？为什么不愿正视自己的丑陋？这个始终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最近似乎又一次被放大了。由于拉萨事件的影响，被设想为“和谐之旅”的奥运圣火传递，变成了一次次激烈的对垒，圣火本是世界和平的象征，却像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国家被护跑手们、警察们、保安们里三层外三层的隔离起来，这样的局面，让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羞耻，圣火受到的侵犯也激发了华人世界的爱国热情。

    可是，一种出于激愤和冲动而没有经过自我反思的“爱国主义”是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当爱国的冲动变成一种以假想的敌人为目标的愤怒发泄，这样的“爱国”是否可以鼓励？当某些人以爱国激情在他国对持不同见解的人进行围殴并触犯别国的法律时，这样的爱国是否还有正当性？前不久，在迎接圣火的活动中，一些“爱国学生”们上演的几次全武行，让人大跌眼镜，难道真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爱国情”？在韩国一家酒店里“爱国学生”群殴几个支持藏独者，连防暴警察也被打破了头；而另一个强调人权的韩国人，则被“好汉”用飞腿踢得四处奔逃。然而，这种“群情激愤”的“爱国主义”，虽然第一次在国外“大获全胜”，但它却不仅没有给中国形象增光，反而让这种形象再次受损。在澳大利亚，几个施暴的学生被警察拘捕，在韩国，一些中国学生的暴力行为让许多曾经支持北京奥运的民众对中国人产生了反感，不仅施暴的学生受到拘捕，连在韩国的中国人都受到冷遇、围攻和威胁。但是，“好汉”们对这种在国际上丢中国人脸的行为，并不认错，就连外交部发言人也在为他们开脱。当我们指责西方媒体对发生在巴黎的“藏独”分子袭击残疾人火炬手金晶的暴力行为视而不见或反应迟钝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犯自己所指责的错误？如果可以用某种尺度去批评别人，却认为惟独自己可以例外，这种尺度还会让人相信吗？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而缺少反思的思维，再次凸显了鲁迅和柏扬所批判的“爱国自大狂”的荒谬。

    以为自己有理而死不认错的心态，也表现在网络中。在主流论坛上，充斥了谴责外国人的帖子，却禁止任何不同的声音出现。除了“猫眼看人”之外，凡是质疑“爱国暴力”的帖子都发表不了，怪不得各个论坛看起来竟然是如此的“万众一心”。

   五四时代和80年代的启蒙理性对国民性反思积累的思想成果，经过几十年后，似乎又变成了空白。这让人想起柏杨在1984说的那段沉痛的话：“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

   希望这不是一个谶语。